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，普通老百姓中曾长期流传强烈的“厌讼”心理。虽然封建社会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，但“厌讼”心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不小的影响。有些人总认为“对簿公堂”是不光彩的事；有的人在受到违法行为的侵犯时，或者忍气吞声，或者实行“私了”，而不肯诉诸法律；更有甚者，有的受害者不通过诉讼用法律保护自己，而是自行寻求报复，结果自己反而触犯了法网。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，显然同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不相适应。那么，这种“厌讼”心理，是怎样成为一种历史的积淀，长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呢？请看——
在社会生活中，人们之间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，因此，诉讼行为的发生也就是必然与正常的。正如清人崔述所说：“自有生民以来，莫不有讼。讼也者，事势之所必趋，人情之所断不能免者也。”（《讼论》）但是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，却一直把“无讼”作为政治清明的一个标志。孔子就说过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在他们看来，所谓“闾里不讼于巷，老幼不愁于庭”，才是社会和谐恬静的美好境界。因此，他们对“讼”之事，常常不分青红皂白，不分是非曲直，一概采取否定和贬斥的态度。有的说：“人既好讼，则居心刻薄，非仁也；事理非宜，非义也；挟怨忿争，非礼也；倾资破产，非智也；欺诈百出，非信也。”（裕谦：《饰发戒讼说檄》）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子孙提出这样的告诫：“纷然争讼，实为门户之羞。”（《陆游诸训·戒子录》）还有把“毋好讼”同“崇本务”、“守恒业”等一起，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（夏献云：《训农八则》）。清末江西乐平县令武穆淳曾作戒讼文，其中说：“尔等仔细思量，因著什么大事，实在过不得去，动不动就要打官事以决胜负，殊不知官事岂容易轻打耶？”“即控得有理，赢得官事，而所得已有不敌所失者，迨至事后，追悔何如，学忍让于先反落得乡里称盛德也。”（《皇朝经世文编续编》，第4633页）
在这种思想影响下，封建时代虽然也产生过“包青天”这类“执法如山”、“断狱如神”的清官，但在清正廉明的官员中也还有另一类典型，他们以“息讼”为能事，以劝“忍”为爱民，凡遇讼事，“可息便息，宁人之道，断不可执持成见，必使终讼，伤闾党之和，以饱差房之欲。”（汪辉祖：《佐治药言》）东汉刘矩任雍丘令时，凡“民有争讼，矩常引之于前，提耳训告，以为忿恚可忍，县官不可入，使归更寻思。讼者感之，辄各罢去。”（《后汉书·循吏传》）明朝赵豫“患民俗多讼，讼者至，辄好言谕之曰‘明日来’，致有‘松江太守明日来’之谚。”（《明史》卷169）至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吏，采取的办法就更加简单，“有讼者则以为好事，怒之责之，而不为理”，也就是推出了事。
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，通常也就是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。因此，封建法制观念的上述内容，不能不对整个社会产生强烈的影响。在社会舆论中，对于“兴讼”者常视之为“刁健之徒”，“为卑鄙而薄之”。不论那个地方存在着多少违法行为，不平之事，只要讼狱不兴，就被称颂为“民风淳朴”，“人心敦厚”；反之，则斥之为“风俗浇漓”，“刁蛮斗狠”。有时甚至以此作为判断一个人道德心质的标准，即所谓“良民畏讼，莠民不畏讼；良民以讼为祸，莠民以讼为能。”（《皇朝经世文编续编》，第4639页）这样，讼本身便成为一种恶了。
历史上“厌讼”心理的产生和发展，封建法制观念的影响和束缚自然是重要原因，但人们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，却是强化这种心理的更直接的因素。
按照“无罪推定”的原则，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，应当被视为无罪之人。但封建法制与此相反，不仅被告人在未确定有罪以前，就被作为罪犯对待，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，即以有罪论处；甚至涉讼各方，包括被告、原告、证人等，均被看作是“待罪之身”，只有官司了结，胜诉者才算无罪。因此，在我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下，一旦有较重大的诉讼发生，官府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把涉讼各方统统“羁押待质”。而在审讯的时候，不论原、被两告还是干证，都要“跪听”发落，野蛮的酷刑也会随着主审官的意志无端地落在任何一方的身上。这就使诉讼常常成为对涉讼各方的一场真正的灾难。
俗话说：“衙门六扇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。即使没有额外的勒索，法定的名目繁多的诉讼费也是一般老百姓难以负担的。清代“打官司”时，“代书盖戳有戳记费，告期挂号有挂号费，传呈有传呈费，准理而交保请息有和息费，又隔数日无票，便索出票费，呈词数日不批，便索买批费，又隔数日不审，便索升堂费”，“审讯时有坐堂费，将结时有衙门费”。试想，这么多费用，即使官司打赢了，离倾家荡产也不远了。何况，绝大部分封建官僚是决不会仅仅以收取额定费用为满足的。例如，清代规定，“州县相验，止许随带仵作刑书各一名，皂隶二名，夫马饭食自备。”而实际上，他们往往“动带五六十人，需索饭食，钱自五六十千至百余千。吓逼情形，目不忍睹。”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《朱批奏折》）此外，藉机勒索的除了官员以外，还有一大帮差役家丁，“每有诉讼，差役家丁必索讼费，视其家道以为多少，至少者制钱四千，薄有田产者任意诛求。不满其欲者，则诡曰案未传齐，致官不能过堂。”（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，第4744页）在这样敲骨吸髓的勒索之下，涉讼者的命运，往往是“在城之银钱靡费若干，在乡之田畴荒芜无算，一讼之累，有假子钱以剂者，有鬻田产犹不能尽偿者。”（《皇朝经世文编续编》，第4633页）
更为可怕的是，一有诉讼，往往长年累月，压案不办。造成这种状况，一方面是由于封建时代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，审判力量不足，效率低下；另一方面是封建官吏们有意拖延，以制造敲榨勒索的机会。封建政治的特征之一，便是明文规定与实际状况之间的不相一致。拿晚清来说，道光时，曾专门发过上谕，强调“在京衙门承审事件，限一个月完结。刑部现审事件，杖责等罪，限十日完结；发谴军流等罪，应入汇题者，限二十日完结；命盗等案，应会三法司审者，限一个月完结。”（《清道光朝实录》）但实际上，一般民间词讼案件，“有迟至二三年者，有迟至五六年者，甚有十余年延宕不结者”，拖来拖去，最后甚至将“案内人证合行拖毙”，才算了事（《皇朝经世文编续编》，第4709页）。另有材料称，有的州县，“地方已数易其官”，而“衰老待质之犯”仍“久淹囹圄”，“年年监候，岁岁待质，有监候十四五年至二十四五年、三十年者，其年岁有六十至七十以外者”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《朱批奏折》）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普通老百姓对诉讼视之如蛇蝎，畏之如虎狼，也就是势所必至、理所当然的了。
封建法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，对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，法律并不给予同样的公平。所谓“刑不上大夫”、“八议”之类，便是阶级烙印的生动体现。然而，问题还不止如此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本身已经并不公平的法律条文，也并非审理和判决案件的根本准绳。官司的胜败，与其说取决于哪一方合法或违法，不如说取决于哪一方更有权势或金钱。愈是政治腐败的时候，就愈是如此。例如，太平天国时期，洪秀全等发布的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就指斥清廷“官以贿得，刑以钱免”。辛亥革命时期，孙中山等革命派抨击清王朝是“无法律之政府”，“历观数年来寻常私罪，多不复按，府电朝下，囚人夕诛。好恶因于郡县，生杀成于墨吏，私刑毒杀，暗无天日。”这些揭露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文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。有的说：“近来各省积习，非循情枉断，任情刑求，即漫不经心，因循延搁。”“更有贪黩之吏，惟揣其肥瘠而搏噬之，以致小民负屈含冤，无从申诉。”（《皇朝经世文编续编》，第4703页）有的说：贪官酷吏“横暴闾里，绝无创惩，良民受屈赴诉，往往押候延搁，甚至发交命案，避重就轻，曲为凶犯开脱，姑息徒以养痈。”（《清同治朝实录》，第435页）还有的说：“近来官吏积习，于讼狱一事，罕能实心清理。或听信胥役票传多人，或怠情安逸，传案不训，或识见昏聩，听断无才，或瞻顾不断，静待和息。以致羁系甚多，结案甚少，无罪者瘐毙，牵累者破家。冤惨情状，不忍睹闻。”（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，第5860页）这些议论，或见诸皇帝的上谕，或出自大臣的奏折，自然不存在夸张的嫌疑。那末，面对着这样一种现实，无权无势又无钱的老百姓，谁还有勇气向法律去讨什么“公道”呢？
人们正是在千百年血和泪的经验积累中，逐渐得出了一条痛苦而无奈的信条，那就是“讼不可妄兴”，“宁使彼讼我，我无讼彼”。鲁迅曾经说过：“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，都要很大的牺牲，虽是小事情，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。”（《南腔北调集·经验》）“厌讼”心理的形成，可以视为明显的一例吧！
今天，社会生活已经同过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“厌讼”心理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不再存在了。但是，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，清除千百年来形成的这种“厌讼”心理，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。
